近一段时期以来，人民币兑美元连续贬值，3月17日浮动区间从1%扩大到2%之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旧连续走弱，截至3月2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逼近6.23，较1月中旬累计贬值超过2.5%，引发全球市场的高度关注。
观察市场对人民币贬值的讨论，一开始聚焦于“是谁主导了人民币贬值”，究竟是中国央行还是市场自己，各种分析莫衷一是，但随着一些官方言论的放出，慢慢的变多的人相信，中国央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汇率剧变中扮演了一个比较主动的角色。随后，讨论开始转向“贬值将持续多久”，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旷日持久，各种逻辑不一而足，但随着羸弱的中国经济数据接连放出，大宗商品市场连续暴跌敲响铜融资链条断裂的警钟，以及中国房市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的迹象愈发明显，慢慢的变多的人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此番贬值并非某种刻意谋划的金融阳谋，而是基本面走弱的客观货币反映，而这也代表着人民币贬值似乎很难快速结束。
在笔者看来，另一个重要问题也值得深入讨论了，那就是人民币贬值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
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发生明显的变化了吗？目前看来，还没有。除了少数或是别有用心、或是有失专业的观点认为人民币将迈入贬值的漫漫熊途，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的内心还是明镜儿一样：人民币长期中还是会升值，原因很简单，这是人民币自然靠近其均衡汇率水平的长期趋势。
均衡汇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笔者以为，不管它的决定因素多么复杂和多元，从根本上看，就像复旦大学姜波克教授所阐述的，均衡汇率与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息息相关。汇改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然不小，根据BIS的数据，截至2014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较2005年汇改前累计升值了44.4%。虽然各路人士关于人民币是不是达到均衡水平一直争论不休，但事实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距离很多国际机构(比如IMF)测算的潜在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我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人民币趋近但并未完全达到其均衡水平，因为均衡水平可能也已随着中国经济强势崛起和中国金融实力壮大而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市场对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并没发生根本变化，变化的是对人民币走势的短期预期。人民币贬值演化至今，似乎尚未改变人民币走势的“大路线”，真正改变的是市场的预期结构，即从“长期升值，短期升值”变为“长期升值，短期高度不确定”。
这种预期结构变化又会带来怎样的市场影响？笔者以为，对于贸易或其他与人民币相关的真实经济活动而言，这种变化影响并不大，甚至可能会有正面影响，因为只要用相应的套期保值操作回避掉人民币走势短期不确定性的汇率风险，就不可能会受到巨大冲击。真正受影响的，是建立在人民币升值笃定预期基础上的一系列杠杆交易和投机操作，人民币长期走向再怎么确定对他们也毫无意义，短期内实质性的双向波动就足以摧毁他们过去无风险获利的链条。
因此，在笔者看来，引导本轮人民币贬值和紧随其后的波幅放大是暗藏大智慧的政策手段，先打破豪赌人民币升值的既有格局，然后再放大双向波动的可能杀伤力，这对于吸附在人民币上的投机掮客无疑是连续打击。所以，从本质上看，本轮人民币贬值发挥了所谓“断路器”作用，即让各种围绕人民币的投机风险发生短路，抑制了风险本身顺周期膨胀的趋势。
隔离豪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风险，中国房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关联风险也将受到抑制，中国经济也有望趋向更稳健的一种内外均衡，从这个方面看，汇率就像利率一样，此番真正变成了一种大局调控的政策利器。
作为一名经济学博士，我这个学期决定去旁听政治系的《比较政治学》课程。因为深感所研究的中国经济问题，都逃不过“政治”的影响，但对政治学，依然“不明觉厉”。第一次上课，我就注意到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些有趣的差别。
老师首先给出了他所理解的政治学定义：政治学研究决策过程，这种决策过程具有强制性，影响具有全局性，导致的利益分配可能不均匀，从而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
将此定义与经济学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就显得很有趣。自罗宾斯以来，经济学也可以定义为研究决策过程的学科，但经济学对自己的研究范围所加的限定是，经济学研究自利的、理性的行为者的决策。此外，与政治决策背后隐含的具有合法暴力的公权力的支撑不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市场交易，是自愿的，不存在强买强卖。
此外，虽然市场交易也会有全局性的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是行为者非意图的。即行为者参与市场生产和交易，并不是为了整个社会如何，而是为满足自己的利益。一般而言，这种无意识的市场交易行为，又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含义。
市场经济也会存在“相对”的失败者，但所有具体自愿的交易都是互利的。商品出售者之所以出售该商品，是因为出售比留在手里效用高；购买者之所以购买商品，是因为购买比持币待购的效用高。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所有的市场交易都不是“等价交换”的，而是同时改进双方的效用。
这门课程叫做“比较政治学”，老师认为，任何社会学科，某一种意义上说都是“比较xx学”。因为要理解清楚某一个概念，都要对其进行分类、剖析，研究它之所以成为它的原因，因此特别要强调研究对象与他者之间的不同，进行比较分析。
有趣的是，在经济学当中，却少有“比较经济学”的说法。尽管“比较经济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算是风光一时，但现在这门学科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大学经济系课堂中基本看不到这门课程了。具体原因，我不甚明了，莫非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市场经济，而全球市场经济正在趋同，从而经济学家认为“历史终结”了？不像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为各国政治，目前任旧存在天差地别。
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似乎也存在很大不同。据老师所述，政治学并不是只研究上层的政府及其领导人，也要从下往上做多元化的分析，诸如民族、经济、文化等影响政治决策的基础。在这两端中间的层次，政治学还要分析诸如政党、社团、NGO、媒体等等。
这些概念也基本仍是“集体”的概念，跟经济学的范式很不一样。现在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方法，都要归结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即便经济学家可能并不信奉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但研究上都要将最终的解释归结到每个个体的动机和行为，进而分析这些个体行为产生的汇总影响。即一项研究一定要强调理解清楚其“微观基础”。
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加上理性、自利假说，就构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核心。也有经济学者觉得，主观价值论、对数理方法的强调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特征。目前，这种经济学研究范式不仅垄断经济学科自身，还慢慢的变多地应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当然，政治学和经济学也不是不存在相通之处。除了它们研究对象往往高度重叠之外，两个学科的研究目的非常相似。根据老师的概述，政治学研究目的是：描述、解释、预测、改变。其中，第一、二层次必不可少，第三、四层次是可选项。作为学者，尤其对预测和改变世界要慎之又慎，应该将主要精力集中到描述和解释上。其中，解释又是最重要的层次。大部分的政治学研究，都是为某一现象寻找可解释的因素，或者探究两个现象(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跟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几乎一模一样。有趣的是，在经济学当中，学院派和市场派在此方面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学院派往往只研究一个变量x是否对另一个变量y有影响，或影响有多大，而不试图罗列出能够解释变量y变化的所有潜在原因，更往往不去预测变量y未来会如何变化。但市场派则不同，根据在市场派经济学家当中非常知名的高善文博士在其著作《经济运行的逻辑》中的总结，市场派经济学因为要指导市场投资行为，因此必然希望可以准确预测变量y的未来趋势。因此对市场派经济学家而言，仅仅知道某个变量x对y有以及有多大的影响是不够的，还要对影响变量y变动的所有潜在原因有尽量全面的把握，进而通过它们的变动，来预测变量y的变动。
一本在很大程度上对当前的苹果公司做出负面评价的新书《困扰中的帝国：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让素来低调的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在电视上不淡定地反击。
该书作者为《华尔街日报》前记者岩谷尤加利(Yukari Iwatani Kane)。书中得出的结论是，在乔布斯去世后，苹果公司正在滑坡。库克罕见地在新书首发日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称，书中的说法一派胡言。他表示：“这种荒谬与我所读过的关于苹果公司的其他书类似。书中的内容未能把握苹果公司、乔布斯，和公司其他任何人的真实的情况。”
苹果能否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在乔布斯逝世后被广受质疑。曾对库克褒奖有加的华尔街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宠爱苹果了。投资人和消费的人都在持续观望等待苹果公司是不是会发布其他突破性的产品。投资银行巴克莱最近将苹果公司的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成“持股观望”(对该公司的展望评级仍然维持“中性”)，认为该股无法在未来一年内突破目前的价格的范围，甚至认为苹果公司有几率会成为下一个微软。
巴克莱分析师本・雷泽斯在研究报告中建议投资者“远离”苹果股票，原因是智能手机市场的逐步成熟令iPhone的增长前景十分有限。而由于缺乏新的“革命性”产品，因此苹果股价短期内也难以实现突破。雷泽斯表示，作为一名iPhone用户，他对苹果公司即将推出的一些新产品，以及在移动支付、地理定位和可穿戴设备领域的潜在创新感到“十分振奋”。然而，作为一名投资者，他认为苹果公司很难推出像iPhone或iPad那样在财务前景上具备突破性的产品。雷泽斯引用了苹果竞争对手微软在2000年至2010年间的估值，并认为苹果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趋势。他表示，在经历了一两年的困难时期后，很少有大型科技公司能在股价上实现全面突破。雷泽斯说，苹果公司可能正在慢慢地接近“大数定理”，该公司的毛利率或许已经触顶。
苹果公司的财务表现与过去相比不尽如人意。在截至2013年9月的1个财年中，苹果的净收入十来年首次出现了下滑；苹果的股价较2012年的最高峰700美元下跌了25%。此外，根据苹果日前公布的今年第二财季报告，苹果当季全球市场的营收增长只有1%，净利润却下滑了22%；尤其是遭受本土品牌围剿的大中华区，营收一反过去数年的快速地增长，同比减少14%，环比下降43%。据美国《财富》杂志2月26日报道，摩根士丹利近日公布的报告数据显示，近年来，大规模的公司机构投资的人持股几乎都在上升。然而，苹果公司的情况却十分特别，随着过去五年内股票所有权变更，其机构投资的人持股已跌至五年最低。
《困扰中的帝国：后乔布斯时代的苹果》提到库克在对待员工方面和前任乔布斯一样难搞。近日有风投资本家爆料，称苹果公司员工和高管之间的不满在不断发酵，很多员工慢慢的开始准备离开苹果了。而在与部分求职者交流后，风投资本家发现员工们希望离开的问题大多有两个，一是初创公司的薪水更高，同时，苹果的企业文化正在缓慢改变。年初，资深苹果分析师约翰・格鲁伯就曾表示，人才挽留已成为苹果所面临的最大单个问题，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对此予以重视。
随着公司成长放缓，被三星电子和谷歌夺走市场占有率，苹果一定要通过再次变革快速变化的科技业来保住昔日雄风。一些分析师认为，苹果最终可能会掏钱收购一些大项目。迄今为止，苹果尚未进行过大型收购，其竞争对手谷歌和Facebook都分别进行过大手笔收购，不过库克没有排除进行大型收购的可能性。
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教育部将让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为了就业而进行的大学教育改革探索意味明显。
这不禁让人怀念起过去的那个随便什么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的年代。那时，我们的确有数量不少的深受社会欢迎的大专和中专。这些大中专培养的学生针对性强，就业岗位与专业对口，工作很容易上手。之所以能够这样，三条件不可或缺。第一，就业分配制度保障。第二，学生有机会进行真正的专业实习，毕业后直接上岗几乎没问题。第三也是最基本的即学校的专业技能培训。那个时代，知识更新较慢，教师知识结构不会有太多问题。
如今，中国仍然有不少职业技术学院在扮演当年大专和中专学校的角色，但是，毕业生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在知识更新迅速的新时代，专业化的师资要一直地学习，教师素质的保证都成了问题。毕业实习或变成了直接为客户服务(提前给企业打工，而不是以学业为主)，或者干脆变成了形式。一句玩笑话，好多实习生变成了端茶倒水复印传递资料的小工。这样下去，以职业技能培养为直接目标的职业技术学院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那么新转型的本科大学又有多大的能量呢？
新转型的本科大学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职业技术学院一样。需反思的是大学自身。过分重视直接就业率，而又找不到根本办法，最后导致大学(包括许多培养博士生的著名大学)课程设置职业化特征明显，大学不再像大学。
大学分类也许是一条路，但这又该由谁来定呢？如仅以转大学设立本科的时间为界，那么这可能忽略后来者居上的情况。老本科就不见得比新本科好。即使这是一条路，也应让大学自主选择。教育部只做引导工作。
可以想象的是，这些重新职业技术化的本科大学实际上会变成新的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活力的形成需要学院之间真正的竞争。这些职业技术学院怎么来适应就业市场化的要求？面对市场又有何优势？专业与市场的对接怎么实现？课程怎么设置？师资怎么配备？校内师资与校外师资如何匹配？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许多。仅靠分类转型还远远不够。
人的潜能能够获得全面释放的社会，才是欣欣向荣的社会。各种岗位都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在这样的社会中，白领蓝领岗位，无所谓差异，白领不一定高薪，蓝领不一定低薪。保姆高工资没什么不可以的，只要有社会需求。薪酬变化有望引导个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无论是大学，还是职业技术学院，说白了，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创造条件，让个人更好地成长。
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健全的人，培养有较强学习能力的人。但是，时下情况不容乐观。为了就业、出国、申请研究生，学校课程成绩通货膨胀，重分数胜过能力培养。学生功利心强，教师学校也一味地迁就，名为服务学生，实则误导学生。学生到大学学习，本因知识和能力不够，不知自己何所学。教师不加以引导，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实际上，过去那些深受欢迎的大专和中专也并非无缺陷。与本科毕业生对比，大专和中专生的优势往往表现在开始工作的头三五年。本科生的发展的潜在能力仍然大于大专和中专生。让大学真正办成大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就业市场来看，普遍重视第一学历，这是研究生教育的失败。但这也不代表着本科教育的成功。第一学历与高考成绩有关。这种学历重视的倾向，只能说明高考是成功的，大学本科教育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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