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谱系、词源和经典三个维度来推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基于“两个结合”对西方文明优越论及其资本逻辑所造成的“文明冲突”的规避与超越：以人民至上的人本文明区别于资本驱动的资本文明；以文明交流互鉴区别于“文明冲突”；以文明的“全新选择”区别于“文明暴行”。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安维复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人类全面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它规避了资本逻辑给全世界造成的“异化”和“文明冲突”。建立健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任重道远。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重大政治判断，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以及“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研究是必要的。
理论研究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国人十分重视“精神谱系”的赓续与传承。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学术范畴，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学术研究首先就是考证其思想来源和构成，“今录其见存者，以为谱系篇。”（《隋书·经籍志二》），以此评断它在人类思想中的地位和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述见于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精炼地表述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表述至少有四重涵义：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及其他文明；其二，这种文明形态是中国人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不是从其他文明的母版或模板中拷录的；其三，这种文明形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不同于“单面文明”或其他有阶级局限性的文明；其四，这种文明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互为因果的关联，不能离开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谈论人类文明新形态问题。综合这四个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表述为中国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包含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简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学理上事关“文明的滴定”或文明谱系（genealogy of civilization）的定位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夷夏之辨”和“怀远以德”的文化基因，经过洋务运动、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积淀，等形成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境界以及当代中国人“坚持胸怀天下”的思想格局。正如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所说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了解世界文明谱系对于准确评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在世界现有文明谱系中，从历史看可以区分为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从自然环境看可以区分为海洋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和大陆文明；从技术看可以区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从生产方式看可以区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从社会制度看可以区分为社会主义文明和非社会主义文明；从区位看可以区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从宗教信仰上可以区分为儒教（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教文明等；从质性上可以区分为多样性文明和单一性文明；从结构上可以区分为自主型文明和依附型文明；从功能上可以区分为冲突型文明（aggressive civilization）和和谐型文明；从形态上可以区分为传说中的文明、形成中的文明、成熟的文明、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明和新出现的文明，等等。至于从学理上的界分则更复杂，比如“西方中心主义”“”“泛斯拉夫主义”，等等。
按文明谱系及其学术规范，可以依次对我们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界定：它是中国文明但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而是华夏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它属于社会主义文明但有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它是当代的或21世纪文明但区别于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它是新出现的文明但不会对其他民族构成“文明冲突”，而只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综观之，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观。从归属看，它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是马克思主义文明批判思想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国追求人类文明事业的百年奋斗及自我革命的思想结晶；从内容看，它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从特色看，它反对“文明冲突”，主张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它反对文明观的“单面思维”，主张文明的总体性，它反对资本逻辑的“文明暴行”，主张文明的人民至上性。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当代中国人创造的，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总体性和人民至上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上述学术分析也从文明的维度论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因此，西方学者的各种“趋同论”和“冷战思维”犯了范畴错置的学术错误；国内某些留恋“50年代（20世纪）”甚或传统社会的思潮同样是错误的。这些错误还有更深层的观念误区，需要更深层的爬梳理证。
学术始于“正名”，中西皆然。对文明问题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考究它的词义，否则难免存在用语上的“刻板印象”（tabula rasa）抑或“洞穴假象”（idola specus）。1959年，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
汉语中的“文明”寓意深广：讲农耕如“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传·乾·文言》）；讲文德如“濬哲文明”（《书·舜典》）；讲教化如“柔远俗以文明”（杜光庭《贺黄云表》）；讲友邦如“内文明而外柔顺”（《易·明夷》），等等。这些语义大体都源自或包容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三纲领”（明明德、至亲、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一言以蔽之，文明即德行。以仁德治天下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文脉，是一种天下和合的世界观。从这个维度看，正如所说：“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文明”永远意味着“德行天下”。当然，中华传统文明还存在需要激活的基因，如在“技道”（或“道器”）问题上的“李约瑟难题”如何破解，在“人情社会”中何以建设政治文明，等等。
西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这个术语，权威辞书典籍都有详尽考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大英百科全书和布鲁代尔的《文明史》等。综观之，“文明”的词源来自拉丁语的“城市”（civitas）和“市民”（civis），因而它的核心语义包括“城市的形成”（urban development）、“社会分层与劳动分工”（social stratification／specialization labour）、“中央政府的管理”（centralization）、“进步的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progress）、“书面或符号的交流”（symbolic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等等。以笔者研究，如果按拉丁传统解读“文明”，上述界定可能遗漏一个重要的线索：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时代，西方就已形成了“七艺”（artes liberales／septem artes liberales）的教化传统，包括人文学科的“三艺”（trivium）——“句法”、“论辩术”和“修辞”，以及数理学科的“四艺”（quadrivium）——“几何”、“算数”、“天文学”和“音乐”。古罗马学者卡培拉（Martianus Minneus Felix Capella）写了一部题为《文明对野蛮的教化》（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的经典，阐发了用“七艺”消除野蛮的观念，代表了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西方文明观，强调技艺和说辨的社会风气，其实是基督教的文明观。经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资本即文明”或“资本代表文明”的判断：力保技艺及资产的所有者获得足够的“自由”与“人权”，其制度设计也是毫不掩饰对不同阶级和其他民族的“利己主义打算”。概言之，西方文明观是一种强调技艺和资本的文明形态，阶级对立和文明冲突在所难免。
从中西文化对文明范畴的界定看，中华传统文明重人伦和友邻，西方文明传统重技艺和资本。从更高的文明形态看，人类迫切地需要一种新文明以实现技术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规律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学术研究应该而且必须与经典对话，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样也不例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学理性考察更有必要重新解读有关的经典作家及其著述。为了确认和保证解读的经典地位，本文比对了我国权威辞书、大英百科全书等典籍，筛查出马克思、孔德、福泽谕吉、韦伯、斯宾格勒、施威泽、伊莱亚斯、汤因比、亨廷顿和福山等经典作家，仅就文明的性质、中西文明比较等相关议题进行梳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常常使用“文明国家”的概念，就是指“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种所谓的“文明国家”只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只是“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就这种文明国家的性质而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我们大致描绘了一个资产阶级文明的内在矛盾及其全球性扩展的历史过程：“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幅度提升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里的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结果是，“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一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看到了文明与财富（物质文明）、国家形式（政治文明）、传统观念（精神文明）、阶级结构（社会文明）等之间的关联。马克思恩格斯总体上对资本主义文明持批判态度，但尚未形成新文明或文明新形态的学说。
孔德及其实证论对西方思想特别是西方文明影响至深，他的主要著述大致刊发于1850年代，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处于同一时代。他认为人类文明经历了宗教（theological stage）、形而上学（metaphysical stage）和实证科学（positive stage）三个阶段，西方文明处于科学文明的领头羊，而中国、埃及、日本和印度等则处于前科学时代，“所谓文明就是致力于西欧白人国家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就这些被征服国家像西欧的高卢和伊特鲁利亚一样。这些落后民族的进步应该归因于它们有幸被欧洲殖民”。显然，孔德持有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基本立场，认为文明是单一的，文明化过程是线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刊行于1875年，他将文明定义为“国家的智德”，据此推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按此论，福泽谕吉的结论就是“脱亚入欧”，这种观念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但也将日本拖入敌视亚洲邻国和依附欧美的畸形社会。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发表于1905年，该著开篇提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拥有“经验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来自于“基督教的系统神学的充分发展”（full development of a systematic theology must be credited to Christianity），而中国、埃及和巴比伦等则缺乏古希腊传承下来的数学基础。据此，韦伯竟然将西方的理性化归因于“人种学优势”（anthropological side），并进而论证西方人的“种族优越性”（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heredity very great）。毫无疑问，韦伯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者，他不可能看到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第一卷“结构与行动”（Form and Actulity）出版于1918年。他一反“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惯用治史模式，而是阐述了人类历史上的八种文明——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中美洲、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以及西欧等文明的演化过程，认为“每种文明都像个人一样都会经历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斯宾格勒按照春、夏、秋、冬将西方文明进行梳理之后认为，西方文明的春天大致在阿奎那时期的中世纪，夏天在路德宗教改革和伽利略的科学革命之间，秋天指英国理性主义和法国百科全书派，而冬天就是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运动。斯宾格勒正确地看到了文明的多样性以及西方文明的运动轨迹，但他对中华文明缺乏必要的了解。
施威泽（Albert Schweitzer）在1923年出版的《文明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开篇就写到，“我的议题是西方世界观的悲剧”。这种悲剧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学家乐观地满足于自己对世界的解释，他们几乎很少有人冒险去涉猎非西方的思想，从来不去讨论世界及其生活的否定方面及其伦理问题”。施威泽认为，“而中国的富有宗教情怀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都致力于将伦理置于世界与生活哲学的基础地位，这种重视伦理的世界观使中国文明能够内外兼修”。较之前人，施威泽终于看到了中华文明注重人伦的精神品格，这在当时的西方学术中并不多见。
汤因比在他的旷世名著《历史研究》中认为，中国从商朝就开始“一直追求国家统一的理念”；虽然大一统的帝国并不罕见，但基于文化或思想统一的帝国可能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其中“只有中国注重文明的统一性”；因此，“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必须得说，汤因比以文明的统一性来预见中国崛起，可以让我们省思。
然而，西方文明中心论依然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亨廷顿在有关“文明冲突”和“身份认同”（Who Are We）的著述中认为“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利益都是基于文明的考量”（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states increasingly define their interests in civilizational terms）。就理论实质而言，亨廷顿不打自招地说出了《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矛盾，其目的无非是维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renewal and revival of the West）。持这种立场的还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20世纪人类何处去的唯一答案就是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从“两个决不会”以及文明多样性的角度看，西方文明或许有其暂存的合理性，但无法作为人类文明的归宿。比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打击下西方呈现出资本逻辑的野蛮以及社会分裂乱局，再一次证明金钱政治和无序党争一定不是人类文明所期许的“终结”。
综上所述，我们大家可以从上述各种文明论的经典著述中概略地总结对文明三个问题的解答（如下表所示）。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相比之下，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依然是我们参悟文明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纲领：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文明，而且还能告诉我们文明的内在矛盾是什么；它不仅仅可以解释某种文明的发生发展的外在规律，而且还能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及其弊端的内在逻辑；它不仅给我们指出文明多样性的存在状态，而且还能指出文明的未来及其实现路径。
上述辞源考察及经典研读表明，任何一种新文明或文明新形态都必须要回答三个问题：它能否自成一统？它能否克服现有文明的弊端？它能否与现有文明和谐相处？
论题一：如何理证人类文明新形态自成一统？直观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学究气，其实这是一个前提性的议题。不论从历史还是理论看，一种新文明的诞生首先应该意味着它是健全的社会机体，它应该有其思想源流、有其独特的纲领、有其各种必须的制度安排和动力机制，等等。当然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学科级别的论证，本文只能概述其几个要点：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传承几千年德治天下的中华文明并创造性地开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谱系；中国又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彻底解放的世界观转化成“人民至上”的文明理念；中国人经过百年奋斗再将这些“德治天下”文明谱系和“人民至上”的文明理念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之中；这种文明的创造者及实践主体是中国人及其领导的亿万中国人民，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十个坚持”的百年奋斗。基于这些框定，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活的社会有机体”或自我生成的“自组织系统”，符合人类新文明的基础构件和生成规范，其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也意味着，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再版是错误的，是复制马克思主义母版也是错误的，是西方文明的翻版更是错误的。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文明的自我生成。
论题二：人类文明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当然，资本主义文明对世界依然有重大影响，“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提供系统的理据来证明自身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更大合理性。从学理上看，这种理证可能需要《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鸿篇巨制。这是一篇小文所不能的，但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作些理论整理。文明及其比较是有章可循的，按照上述辞源考察和经典研读，我们可以从文明的定义、文明的阶级属性、文明间的关系等方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对比。就定义而言，前者主张“文明即资本”，后者主张人民至上或共同富裕；就观念形成而言，前者主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者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结合；从文明的系统构件而言，前者主张资本及其技艺的单面性，而后者则主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就阶级属性而言，前者属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利益集团，而后者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制度构成而言，前者是利益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就文明样式而言，前者主张单一文明或优势文明的存在，而后者主张文明的多样性及其平等；就社会功能而言，前者提倡文明冲突并导致“文明暴行”，而后者讲究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就价值目标而言，前者试图用资本文明摧毁其他文明，而后者主张建立多文明共存的世界格局；就践行方式而言，前者不惜采用战争或殖民方式，而后者则只是提供类似国情的备选方案。概言之，如果说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以资本为内驱力的、对其他文明持有敌视态度的文明，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样并行的、交流互鉴的、促进世界和谐的文明。一言以蔽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就在于它超越了资本文明的原罪。
论题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文明冲突”而提供的“全新选择”。虽然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旨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避免“文明冲突”的新型文明，但它绝对没有取代现有其他文明的图谋，更不会以任何手段向全世界强行推行这种文明，“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有些西方媒体渲染“”是错误的，国内某些极端民族主义更是错误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中华文明也不是资本文明，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天下太平”的思想基因。2019年5月15日，习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概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追求“和羹之美”的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科学思想多语种文献编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B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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